你们还谈什么选举？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主人是可以选出来的？在选举里，他们反正也只会把早就挑好的、训练过的、阉割过的候选人塞给我们；每一个候选人那身油亮的毛皮下面，还都戴着一只严厉的项圈，刺朝里。任何一个都可以被猛地一拽——反对派候选人也好，体制派候选人也好。任何一个都可以被命令：“靠脚边！”任何一个都可以被命令：“回窝！”任何一个都可以被命令：“咬！”

议员选举的仪式并不是没有意义。它的意义，就是羞辱选民，也羞辱被选的人；就是让所有人都看清楚，这里谁才是主人。这里所有人都拴着链子。有些人没有许可，不能到任何地方去参选；另一些人没有许可，不能选出任何人。谁也不许叫。每五年，就要提醒这些被看管的人一次：他们在训犬场上到底学过什么。

不过，主人们还是感觉到，他们的权力需要一个理由，需要一个根据，需要一种合法化。最开始，理由是这样的：他们把我们从牵绳上放开，让我们跑了一阵；就凭这个，我们就已经不该乱叫。后来，他们又把我们拴了回去，但至少还会把自己桌上的残羹剩饭刮进我们的狗盆里。再后来，他们允许我们放放气，把我们放出去扑向假人，扑向穿棉袄的训犬员。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只能沿着围栏上的钢丝跑一跑，肚子里咕咕叫，院子里扔满了棉絮碎片，到处都是屎；而那些被训练者的眼睛里，似乎已经亮起了一种明白：假人其实并没有什么错。

曾经我们以为，他们是我们愿望的表达者。是的，我们没有选过他们，可他们会带我们一起到森林里散步，会给我们扔木棍，会允许我们蹭一蹭他们的靴子，还会拍拍我们的后颈。可已经很久没有人走进我们的院子了；他们从大门旁边经过时，也总是快步掠过，走的是那些我们短短的链子够不到的小路。他们怕我们咬上一口。

紧闭的门后传来食物的气味，宴席还在继续。可我们这些毛皮破烂、毛结成团、浑身狗味的东西，如今只让主人们感到一种带着戒备的厌恶——他们甚至想不到要给我们扔一根骨头。看着我们发疯，他们问自己：当初到底为什么要把我们从狗舍里领出来？他们觉得，是他们曾经把我们领出来的。我们是不是疯了？当初给我们打狂犬疫苗，打得够好吗？唉，当初就不该领，应该趁还是小狗时，直接扔进水桶里，上面再盖上盖子。

宴席还在继续。那些三百公斤重、卡在桌边的胖子，用手把放旧了、风干了的菜肴全往自己面前搂，塞进嘴里，疲惫地吞下去，痛苦地打嗝反上来，可就是不能停，不能停下。肠子已经堵满，快要撑裂；肥腻的侧腹已经破开，没消化的东西往外掉，而他们还在搂，还在搂，搂了又搂，把没嚼过的东西硬吞下去。

他们也想走出屋子，透透气——可是外面在狂吠，在龇牙。他们也许也想去邻居家做客，可他们早就同邻居吵翻了；那时候，他们放狗去咬人，还把屎隔着篱笆扔过去。

他们还有办法对付我们。可以改变社会契约的条件。如果倒刺项圈不能让我们明白，那就可以用鞭子；也可以一脚踹在肚子下面。夏天他们试过一次——差点没来得及把手缩回去。他们在一堆堆狗屎上打滑，差点整坨肉身都摔进泥里。现在，他们走到小窗前，看着我们一边呜咽，一边绕着圈追自己的尾巴，链子哗啦作响；他们试着用肥厚的嘴唇向我们吹口哨。温柔地，逗弄地。我们的记性本来就不怎么样，过去我们听见口哨也确实很高兴。可现在，这口哨听起来实在太假了；而且那只倒刺项圈已经把毛磨穿，一直磨到了皮肤。

现在，他们会答应带我们散步，也会答应给我们骨头。可我们已经不想散步了。对这个来说，已经太晚了；我们已经把一切都拉在自己身下。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挣断链子。也许，我们暂时还以为，自己只是要从坏主人那里逃开——跑一跑——再投到好主人那边去。可是，似乎再过不久，我们就会感觉到：其实也完全可以没有主人。

你看，狼不也这么活着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