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出生在 1979 年 6 月——正是在那一个月、那一年，苏联开始向阿富汗大规模派兵；实际上，也正是在那时，我们民族的阿富汗战争开始了。

这个决定是政治局作出的。在阿富汗伊斯兰主义者力量增强这件事上，政治局看到了对苏联的威胁：伊斯兰主义可能越过边境，扩散到塔吉克斯坦和其他中亚共和国。

当时的苏联，看起来正处在自己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巅峰。美国总统卡特关于援助圣战者的秘密命令，是在 7 月 3 日才签署的，也就是在苏联已经开始大规模干预之后。但卡特大概连做梦也不敢想，这道命令会导致美国在同苏联的对抗中取胜。阿富汗战争耗尽了苏联经济，最终导致了它的解体——直接实现了政治局原本想要避免的那个最坏剧本。

政治局那时已经由一群正在陷入老年痴呆的老头组成。他们不知道该拿正在变化的世界怎么办，于是试图用军事力量禁止世界变化。而没有人能阻止他们，也没有人能纠正这个错误：苏维埃人已经被三代人训练得会一致沉默，把自己的亲生孩子送进权力那张烂牙大嘴里任其吞吃，并热烈鼓掌欢迎它吃饱后的饱嗝。

现在我三十六岁。勃列日涅夫死了，亚佐夫死了，安德罗波夫死了。苏联也死透了。可苏维埃人并没有绝种。三十六年后，当他的儿子们又去一个遥远而无用的国家打仗时，他又一次鼓掌；那个国家由克里姆林宫扶植的又一个独裁者统治着，一个世袭的战争罪犯和小偷。

当权力还在懒洋洋地撒谎抵赖，一会儿拿这片无花果叶遮羞，一会儿拿那片无花果叶遮羞时，社交网络已经被我们士兵在叙利亚的自拍塞满了。海军陆战队、飞行员、水兵——他们同街头的阿萨德画像合影，同叙利亚战友合影，同叙利亚女人合影。完了，我们又陷进去了。稍晚一点，他们又会居高临下地给我们解释什么国际主义义务，又会用亲密的耳语给我们讲什么犹太—共济会式的地缘政治。然后我们又会相信——是的，我们已经相信了。

苏维埃人真是有福啊！他不记得成千上万只锌皮棺材，才不过不久以前——就在我的童年里——从另一个遥远国家运回来。苏维埃人不记得，同样这样一场冒险，同样是为了阻止他的帝国崩塌，结果恰恰导致了他的帝国崩塌。苏维埃人不记得买香肠的长队，不记得食品配给卡，不记得恶性通货膨胀，不记得贫穷和混乱。苏维埃人是朝生暮死的蜉蝣。他根本什么都不记得。

他不记得别斯兰，不记得“北奥斯特”，不记得地铁恐袭，不记得、也不想记得车臣战争是怎样开始、又怎样结束的。他不记得列宁和斯大林时期克里姆林宫的食人行径。他不记得集中营，不记得几十万被枪决的人和死于无法承受的苦役的奴隶，他们的尸体此刻正躺在东西伯利亚的永久冻土里——没有被腐败侵蚀，仿佛昨天才死去。他不愿记得那些被毒气镇压的农民饥饿暴动。

代替记忆给他的，是电视广播里无穷无尽的伤寒般谵妄，是黏腻的噩梦，里面是荒诞、怪诞的情节。今天那些“索洛维约夫”和“托尔斯泰”称之为真相、称之为事实的东西，对他来说，就是真正无疑的真相和事实。等到新的一天到来，就会有新的真理。苏维埃人被催眠了，他不知道自己真正的过去，什么也不明白。

好心肠啊：不记仇。权力的一切他都原谅了，一切也都会原谅。他一次又一次进入熟悉的兔子般恍惚状态。又一次准备好让别人吃掉自己。

吃掉我们吧，摩洛克！拿走我们的土地，拿走我们的生命，把我们的灵魂也拿去！我们什么都感觉不到！我们什么都不会明白！我们会把一切都怪到敌人头上，而把领袖们——歌颂起来！我们永远什么都不会记住！永远什么都学不会！

我们得了健忘症，摩洛克。我们的命一文不值。别的民族有历史，而我们——每天都是一张白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