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祖国正在迅速地、仅仅在短短几个月里，从一个停滞在过渡时期的所谓市场、所谓民主国家——姑且说，公民自由已经被摧毁，但至少个人自由还未被触碰——变成一个可怕、凶狠、偏执、仿佛被狂犬病咬过的朝鲜。它的目光永远被一层红色血雾遮住，伴随着饥饿、发热，以及从獠牙上滴落的唾液。变成一个把政治敌人活活喂狗的国家。一个拥有核武器和弹道导弹，却永远没有足够的大米来养活那群已经半个世纪没有见过别样生活、被吓坏了的小民的国家。

而我们也有自己的“北方”——那个被沙拉莫夫和索尔仁尼琴描写过的北方；它本应被记住，本应令人恐惧——可我们却被它吸引，向它走去，走近它，走进它——为什么？！

我问自己：为什么俄罗斯人如此轻易、如此欢喜地放弃自由？为什么当他们被禁止三人以上聚集时，会热烈鼓掌？为什么当局准备因为在社交网络上转发批评性文章，就把人关进监狱，判上真正属于人生的五年时，他们也鼓掌？当实行“凭护照上网”时，他们也鼓掌？为什么当这个毫无意义的克里米亚被硬生生钉到我们身上时，他们会幸福得热泪盈眶，尽管就在半年前，这个克里米亚白送给谁都没人要？为什么他们突然又像孩子一样轻信电视里最拙劣、最粗暴、最笨拙的谎言，仿佛晚期苏联从未教过他们不要相信国家的谎话？为什么他们准备为总统朋友们的私人银行拼到死？为什么总统为了惩罚敌人而禁止我们吃东西时，他们反而高兴？为什么他们如此渴望与西方对抗？这种对西方的仇恨究竟从何而来？这种不信任和这种报复的欲望又从何而来？要向西方报复什么？为什么为了这种报复，他们愿意牺牲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自由、出国旅行的自由、普通的吃食，甚至口袋里刚刚开始叮当作响的那点零钱？

我同我的邻居、我的中学朋友、火车和飞机上的同行者、楼门口的老太太们交谈，我问他们：你们是疯了吗？我非常清楚，掌权的那一群人为什么需要这一整套“新冷战”的折腾：为了尽可能长久地掌权。可是，为什么那个在即将到来的“朝鲜”中会过着饥饿而不自由生活的人民，却如此急切地奔向那里？为什么铁丝网后那个冰冷而阴郁的世界，会如此吸引他们？

我同邻居、老太太、警察、商人、金融人士、爱国作家、电视盒子里的宣传员交谈，然后我明白：我离人民实在是太远了。原来，只有我这个傻瓜才以为，如果国家摘下套在公民脖子上的项圈，我深爱的国家就会变好；如果国家把每个人自己的命运交还给他们；如果它允许人们生活、创造、养活自己和亲人，并且在竭尽全力建设自己生活的同时，也一起建设一个新的国家——一个自由的、珍视公民的国家，因为它正是由这些公民组成的国家——一个强大的国家。

可我明白了：人们在市场民主里过得并不好。人们因为缺少一种意义而感到忧郁，而那种意义要比他们短暂的、围绕沙发和菜园展开的日常生活意义大上一百万倍。在消费资本主义汹涌的世界里，人们害怕凡事都要自己决定。人们寻找领袖——既是原始意义上的，也是印第安酋长意义上的，更是共产主义意义上的——因为他们觉得独自寻找道路太艰难。自己思考，对他们来说既不习惯，也不熟练；于是他们梦想由电视替他们思考。最后，人们需要一个敌人，因为没有敌人、没有领袖地生活，就像没有意义地生活一样不容易。因为我们的民主，哪怕只是越南式裁剪的；我们的自由，哪怕只是偶然的、绝望的，像一条挣脱拴绳的院犬；我们的市场经济，哪怕来自腐烂的切尔基佐夫市场——这一切对人们来说，仍然像宇宙一样巨大、可怕而空旷。

我们在冻原上跑来跑去，到了傍晚，又回到自己的帐篷前坐下。原来，我们不知道该拿这份自由做什么。顺便说一句，我们也并没有请求过它：只是绳子自己磨断了而已。而我们想要的是——头犬，是共同的雪橇队伍；是耳边有风，脑子里也有风；是把狼撕成碎片，是为了冻鱼而搏斗；是身旁有朋友温暖的侧腹，是向着冰冷的落日无休止地飞奔。

我以为，我们是人。

结果发现——我们是莱卡犬。